莊永康1948年生,从1960年(中一)至1965年(高中)就读于公教中学。新加坡南洋大學理學士,倫敦西敏寺大學影視學碩士,曾任職新加坡《海峽時報》、英國廣播電臺(BBC)中文部、新加坡《聯合早報〉,兼任南洋理工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。曾为《聯合早報》高級評論員暨專欄作家。社會工作:新加坡國家文物局委員。
现已退休。
媒體工作生涯中,曾獲日本-亞細安新聞協會獎學金(1985)、美國傑佛遜獎學金(Jefferson Fellowship, 1999)。
著作有文集《從霧都到南洋》、電影筆記《戲言》、新聞學作品《新加坡華社研究》、筆記小說《曇花鏡影》,並撰寫《化雨》大合唱全本歌詞,由作曲家潘耀田譜曲,在2001年新加坡藝術節由新加坡華樂團呈演。
以下录莊校友2005年写的一篇文章供大家参考:
中华文化并非铁板一块
新中两地有文友在本报言论版上辩论,什么是中华文化?中华文化是不是就等于中国文化?各执一词。坦白说,那确实“因为新加坡与中国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国家,对于同一社会现象的理解不尽一致”,情有可原。
是的,新加坡的写作人拥抱“中华文化”显得那么热情如火,而对接受“中国文化”一词则面有难色。为什么?没有在“南洋”生活过的中国学人,对于某些细微的差别是难以体会的,甚至觉得难以理喻。
内里乾坤,主要在于:其一、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、多元宗教的世俗国家,处在多元文化的区域。在这水域里面,“同化”两字是相当敏感的,本区域任何种族之中都有反应极度强烈的人,不愿被他族同化。保留传统和维护民族文化的诉求,其实也不仅限于华族。
说起来,新加坡把华文华语定为华人的“母语”,务实的原因之一,也就在于表示国家政策并没有强迫任何他族学习华文。当然这也会产生负面影响,人们往往被“一族一母语”的思维框住,语言的传习难以跳出族裔的范畴。实际上,一名马来族或印族国人为了想“赶搭中国顺风车”而猛学华文,是没有触犯任何法令的,也没有违背任何传统。
其二、对中国学人来说,中华文化等于中国文化,那是天经地义,理所当然。不过对新加坡华人而言,“中华”与“中国”在概念上确有不同——字面上也不一样嘛!“中华”一词多涵盖文化,尤其是五千年文化这般诗意的表达;而谈到“国”字,就未免让人想到政治的层面。
固然,从纯文字看,“顿成泽国”、“红豆生南国”、“国色天香”的“国”,是没有政治意涵的。但从冷战时代过来的人,在不同体制内生活过的人,对“国”字无疑特别敏感。在政治语汇里面,“国”可以是“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”。
是的,时至今日,我个人也不喜欢动辄以过度敏感的字眼来论文化,到头来也论不出个所以然。我只想说明,任何阴影的存在都是客观的事实,不必掩耳盗铃假设事情从来没有发生,也不必纠缠不清,让过去的阴影形成我们前进的羁绊。认清事实的本质,应该是我们探讨文化议题的态度。
其三、华人应发扬“中华文化”,这一概念是被本地普遍接受的,至少可以公开提出来而不至于那么敏感。尤其到最近,鉴于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机遇,政治领导层也觉得有必要阐明,华人只要政治上效忠本土,认同中华文化毫不碍事。
当然,政界的表态只不过显露气候转变了,但人们是否要多添衣裳,是否要备好帽伞,还是得拭目以待。像本地华文写作界个别人士那种拥抱中华文化的热情,终归属于少数。许多人还在想,学好华文就能搭上顺风车,有那么“神”吗?我认为,质疑态度显示新加坡人渐趋成熟,是正常的现象,不见得是件坏事。
凭借着“南洋伯”的敏感,本人对中华文化素来也作了一些观察。根据专家的定义,中华文化是指从华夏文明发源,再经过约三千年沉淀而造就的汉文明。中华文化以汉族文化传统为核心,那是毫无疑问的。且看,一直到1911年完成的辛亥革命,也要打着“驱逐鞑虏”的旗号。
然而,中华文化是否具有一般想像中的划一性(homogeneity),那么浑然天成?那倒是值得检视的。
不错,当我们从深圳旅行到乌鲁木齐,发现中国城市现代化(也等于汉化)所产生的一致性,是令人惊讶的——是不是单调,见仁见智。而根据统计,中国人口93%是汉族。不过,与此同时,那其余的7%,却代表着55个民族。
55个,是指现存的民族。在历史上消失了、被同化了、被融合了的民族,那就不计其数了。那么在中华文化铸就的过程中,汉以外的这些民族所贡献出来的血汗、养分、冲击(让中华文化知道长进),又有多少呢?
虽然亨廷顿教授的文明冲突论有人觉得太过火,但历史上文明的产生,又的确是在不断冲撞、排斥、过滤、眉目传情、回心转意、吸收、糅合,各种过程汇集而成。汉族吸收外来文化如此:即使被认为宽容开放的唐朝,也曾经大力抗拒佛教的入传——唐三臧是偷渡出关取经的,皇帝并不批准。
少数民族的汉化,尽管对他们来说是利多弊少,却也同样是个极度无奈的过程。少数民族执掌政权的时候,如元朝、清朝,虽然都得采用汉语和汉式章典制度,但也同时提出了不少与“汉化”反其道而行的政策,实行起来亦非常惨烈。
近年由于思考上述问题,对一个历史人物——北魏孝文帝,特别感到兴趣。上网查阅,发觉中国国内知识界对此人的评价也莫衷一是,发出“盖世英雄还是千古罪人”一问,数年前便已辩到天翻地覆。
限于篇幅,有机会才与大家畅谈北魏孝文帝。不过,上述这些近期辩论却已告诉我们,中华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,只要我们能冷静旁观,文化中的各种“色彩”就会缤纷呈现,罗列眼前。
以下录莊校友2005年写的一篇文章供大家参考:
中华文化并非铁板一块
新中两地有文友在本报言论版上辩论,什么是中华文化?中华文化是不是就等于中国文化?各执一词。坦白说,那确实“因为新加坡与中国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国家,对于同一社会现象的理解不尽一致”,情有可原。
是的,新加坡的写作人拥抱“中华文化”显得那么热情如火,而对接受“中国文化”一词则面有难色。为什么?没有在“南洋”生活过的中国学人,对于某些细微的差别是难以体会的,甚至觉得难以理喻。
内里乾坤,主要在于:其一、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、多元宗教的世俗国家,处在多元文化的区域。在这水域里面,“同化”两字是相当敏感的,本区域任何种族之中都有反应极度强烈的人,不愿被他族同化。保留传统和维护民族文化的诉求,其实也不仅限于华族。
说起来,新加坡把华文华语定为华人的“母语”,务实的原因之一,也就在于表示国家政策并没有强迫任何他族学习华文。当然这也会产生负面影响,人们往往被“一族一母语”的思维框住,语言的传习难以跳出族裔的范畴。实际上,一名马来族或印族国人为了想“赶搭中国顺风车”而猛学华文,是没有触犯任何法令的,也没有违背任何传统。
其二、对中国学人来说,中华文化等于中国文化,那是天经地义,理所当然。不过对新加坡华人而言,“中华”与“中国”在概念上确有不同——字面上也不一样嘛!“中华”一词多涵盖文化,尤其是五千年文化这般诗意的表达;而谈到“国”字,就未免让人想到政治的层面。
固然,从纯文字看,“顿成泽国”、“红豆生南国”、“国色天香”的“国”,是没有政治意涵的。但从冷战时代过来的人,在不同体制内生活过的人,对“国”字无疑特别敏感。在政治语汇里面,“国”可以是“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”。
是的,时至今日,我个人也不喜欢动辄以过度敏感的字眼来论文化,到头来也论不出个所以然。我只想说明,任何阴影的存在都是客观的事实,不必掩耳盗铃假设事情从来没有发生,也不必纠缠不清,让过去的阴影形成我们前进的羁绊。认清事实的本质,应该是我们探讨文化议题的态度。
其三、华人应发扬“中华文化”,这一概念是被本地普遍接受的,至少可以公开提出来而不至于那么敏感。尤其到最近,鉴于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机遇,政治领导层也觉得有必要阐明,华人只要政治上效忠本土,认同中华文化毫不碍事。
当然,政界的表态只不过显露气候转变了,但人们是否要多添衣裳,是否要备好帽伞,还是得拭目以待。像本地华文写作界个别人士那种拥抱中华文化的热情,终归属于少数。许多人还在想,学好华文就能搭上顺风车,有那么“神”吗?我认为,质疑态度显示新加坡人渐趋成熟,是正常的现象,不见得是件坏事。
凭借着“南洋伯”的敏感,本人对中华文化素来也作了一些观察。根据专家的定义,中华文化是指从华夏文明发源,再经过约三千年沉淀而造就的汉文明。中华文化以汉族文化传统为核心,那是毫无疑问的。且看,一直到1911年完成的辛亥革命,也要打着“驱逐鞑虏”的旗号。
然而,中华文化是否具有一般想像中的划一性(homogeneity),那么浑然天成?那倒是值得检视的。
不错,当我们从深圳旅行到乌鲁木齐,发现中国城市现代化(也等于汉化)所产生的一致性,是令人惊讶的——是不是单调,见仁见智。而根据统计,中国人口93%是汉族。不过,与此同时,那其余的7%,却代表着55个民族。
55个,是指现存的民族。在历史上消失了、被同化了、被融合了的民族,那就不计其数了。那么在中华文化铸就的过程中,汉以外的这些民族所贡献出来的血汗、养分、冲击(让中华文化知道长进),又有多少呢?
虽然亨廷顿教授的文明冲突论有人觉得太过火,但历史上文明的产生,又的确是在不断冲撞、排斥、过滤、眉目传情、回心转意、吸收、糅合,各种过程汇集而成。汉族吸收外来文化如此:即使被认为宽容开放的唐朝,也曾经大力抗拒佛教的入传——唐三臧是偷渡出关取经的,皇帝并不批准。
少数民族的汉化,尽管对他们来说是利多弊少,却也同样是个极度无奈的过程。少数民族执掌政权的时候,如元朝、清朝,虽然都得采用汉语和汉式章典制度,但也同时提出了不少与“汉化”反其道而行的政策,实行起来亦非常惨烈。
近年由于思考上述问题,对一个历史人物——北魏孝文帝,特别感到兴趣。上网查阅,发觉中国国内知识界对此人的评价也莫衷一是,发出“盖世英雄还是千古罪人”一问,数年前便已辩到天翻地覆。
限于篇幅,有机会才与大家畅谈北魏孝文帝。不过,上述这些近期辩论却已告诉我们,中华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,只要我们能冷静旁观,文化中的各种“色彩”就会缤纷呈现,罗列眼前。